韩寒的垮塌与“韩学”的成因

韩寒的垮塌与“韩学”的成因
　　

由“人造韩寒”引发的“人造闹剧”越来越乏味，越来越难以收拾，这是所有参与者合作的结果。麦田出创意，方舟子作为勤奋得有些执拗的“代笔”，加上韩寒一方的路一骂、宁一帮、范一挺、马一耍、韩一告，闹剧的大纲就成型了。
　　
　　“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就怕猪一样的队友”只是一道托词。其实对手并非神，队友也不是猪，问题出在“队长”身上。如果这是一场赛车，韩寒自然首当其冲，无需代驾，偏偏是笔墨官司，只好先由几位擅长笔墨的队友出场，自己佯装压阵。几位队友自恃实力，只想着与一个“科普人员”耍弄笔杆时的酣畅，无奈毫无状态，除了泼骂并无其他。
　　
　　几轮下来，韩寒一方落败，所有战略战术都归结为侮辱谩骂、编造谎言、假造名义、提供伪证几手。原是想速战速胜，反倒因为东扑西藏，成了心里有鬼的证明。
　　
　　反观方舟子，随着他“精神病”式的钻研，竟渐渐使人看到了“人造韩寒”的更多事实。韩寒哪里是“躺在地窖中枪”，分明就是“目标客户”。只不过这次打得准狠，打穿了一些“人盾”及坚硬的包装。若说“意外”，也只是由最初对韩寒个别小文的质疑转到了他赖以成名的作品，以及整个的团队。
　　
　　方舟子确有爱钻牛角尖儿的执拗，有时也不免使人产生一些生理反应，但这个牛角是韩寒自己用2000万打造的，没有不许人钻的道理。一边悬赏，一边起诉，抑扬顿挫，就将闹剧推向了高峰。
　　
　　一个从来对官家、法院并不感冒的人忽然发起烧来，想到了见官的方子。这显然是烧糊涂了的症状，难道真以为法院能够像DNA证明“人造韩寒”一样证明那些可疑文字的真实身份？
　　
　　常见艺人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，比如范冰冰对传言其整容的媒体提起诉讼，控其“诽谤”。作为演员可以理解，这是职业的需要，但对一位——两位或多位——作家却是另一件事情。
　　
　　范韩二位——三位或多位——果然同道：一样打官司，一样下“赌本”，一样显“洁癖”，一样做语录。所不同的是范冰冰把自己当成了一个“义士”，韩寒把自己当成了一个艺人。
　　
　　请求法院保护自己英俊的脸面，禁止别人的合理质疑，这是作为“公知领袖人物”的韩寒令人尴尬的选择。这种选择的背后有两张截然不同的面孔：一张胆怯，二张躁怒。
　　
　　官司无论胜败，都将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件丑闻。胜之丑在于“笔墨官司法槌打”，“学术官司权术打”；败则等于代笔成立，欺世盗名，或将成为二十年里最大丑闻，韩寒由“公知”变成“公耻”。
　　
　　不幸的是，事态的进展仿佛正朝着那个方向。
　　
　　首先，写作并非韩寒所谓的“不能自证”，而是他用作证明的证据并不牢靠。写作是个过程，以当时只有纸笔的手段，留下证据并不很难。就是一稿二稿三稿直至定稿，使人能够寻到一个作家的创作，一些人物命运的脉搏。而坐在韩寒屁股下面那些极少改动、干干净净的手稿除了证明抄书，并无其他价值。写作不是秀书法，可以一气呵成，所谓“一字成行”、“落笔生根”，即便是当年的“手抄本”也难以做到。这种故事只有喜欢炫技者才会虚构出来，而且一炫千页。
　　
　　我承认少年天才的存在，比如音乐中的李云迪、李传韵等都足以使人信服。也不仅在于他们的亲自演奏，还在于音乐本身具有适宜少年天才的特质。
　　
　　在中国有两种“少年天才”不能轻信：一是足球，二是写作。中国足球曾经出过谢育新李华筠宿茂臻等等，都曾被视为“天才”，入过“最佳阵容”。但随着年龄作假的披露，平庸也就显露出来，仿佛许多人的“江郎才尽”。
　　
　　写作富含了太多的因素，不全在才华之类。尤其是小说创作，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。倘说少年诗人更宜出现，还在于诗歌多体现了文字的音律与灵感；小说则不同。以《三重门》为例，一个涉世未深，读书很少——这是一个版本——的中学生，却能写得“藏龙卧虎、吸古纳典”，不仅引经据典精准，行文运笔老道，且引的多是未读的书，写的多是未知之事，这样的“奇迹”终于为后来留下了越来越多的破绽。
　　
　　另一版本的自叙则完全相反，同一时间的韩寒“博览群书”——他自称“病态”，就是彻夜阅读《管锥编》、《二十四史》、《论法的精神》、《悲剧的诞生》等。
　　
　　韩寒尽管“读不懂”《围城》却能“彻夜阅读《管锥编》”，实在是另一个奇迹，大约钱锺书也愿回来表示一下敬仰。自然“读不懂”又可以解释为幽默，是韩寒提前若干年挖下的“坑”，等着多年之后的谁掉下去。因为韩寒在14岁的《书店》里就已经能够熟练地模仿《围城》说话了。
　　
　　《论法的精神》水深几尺，《二十四史》前后几部？急时抱佛脚，结果刚好佛在练习弹腿。我怕韩寒读的是《管钳篇》，他一作深沉就当成了《管锥编》。
　　
　　中国人一向活得很累，很大程度上不在生活的难，而在生活的假。为团队利益也好，为个人虚荣也好，从来追求“完美”、“洁癖”，连一点无关的瑕疵也要P掉。结果就是一个谎言连带更多的谎言，使脆弱的包装失去了意义。
　　
　　“80后”两位文学领袖，一个剽窃别人，死不认错，一个疑似代笔，起诉求官，颇有殊途同归的意味。相比于郭敬明简单的剽窃，韩寒父子的疑似双簧更精到一些——著作权没有问题，“韩寒”也是韩父曾经的笔名，无论生理还是心理，实在都可以达到“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”的境界。前一个“韩”是韩父，后一个“寒”是韩子，粉面双簧，其乐融融。如此，韩寒的声明也会长期有效，我“韩寒”显然不会有人“代笔”，哪怕“一行”。
　　
　　父亲装儿子，儿子扮父亲，角色转来转去，想着也很变态。韩寒（此为父亲）装儿子显然容易一些，并不像韩寒（此为儿子）的辩解那样，说一个58年的人绝不可能装成82年的人——我想郑渊洁能装成02年的人；而要一个14岁的人装成38岁才“绝不可能”，哪怕他是弱智。
　　
　　如今的“80后”也该“三十不惑”了——他们“立”得早些——，但似乎也不容易。因为这不只是年龄的问题。仿佛大家都以为韩寒是指出皇帝新装的那个孩子，他也光着屁股，只是因为小而无所谓。麻烦的是孩子长大了，忽然发现自己依旧光着。
　　
　　“韩方之争”使得韩寒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又增加了一点——不仅在于几部来路不明的小说，还在于制造了一批专业研究者，甚至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。即阅读韩寒并非为了享受审美，获得教益，而是通过细密的分析，找出他的假来。
　　
　　这实在是中国文学一个怪诞的现象，仿佛“红学家”忽而一夜全变成了“黑学家”。“韩学”的形成，是韩寒们与方舟子们竞相努力的结果。或许今后还会有更多的秘密揭开，还会发现更多的“手稿”。在出版业很不景气的现在，出卖“手稿”也不失为一笔生意，而且10元一套也很便宜。
　　
　　随着韩寒的无妄之灾，挺韩的“公知”正在分解。只是之前的吹捧谄媚太过醒目，而且不是“代笔”，所以一些人只好继续挺韩，一些人变得沉默，或者反水。
　　
　　中国的“公知”往往优先死于道德，其次死于学术，最后死于技术。顽强的欺骗与自我欺骗成了许多中国“公知”的活命符。这是由于他们过于轻视修德，注重技术的缘故。他们自有一套狡黠老道的包装术，几乎可以天衣无缝，左右逢源，却又不失经过加工的“性情”。而一当哪里出了纰漏，整个盔甲也就分崩离析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