或许我们正经历着一个更坏的时代

我有时吃不准我们正在经历着一个怎样的时代。
　　
　　我原以为她会是一个很好的时代，因为她是从一个很坏的时代脱生出来的。但许多事实正在扰乱甚至改变着我的判断。我有时觉得我们正在经历着一个更坏的时代，比我们所诅咒的那个时代更坏。
　　
　　毛的时代是将人并不当人，而当作政治的工具。但毛的时代没有黑砖窑，没有黑煤矿，没有习水诸官，没有邓贵大以及同伙上司……。毛的时代更趋于封建，总不至于堕到奴隶制时代。
　　
　　毛的时代乐于斗人，暴露着人性的恶，却不是现在的“泛恶”。至少当时我们还坚信“好人还是多的”，现在谁能这样理直气壮地确认？谁又能相信自己的确认？
　　
　　白岩松说中国人在人性上的退步比其他国家更加剧烈。事实如此，或者莫如说一直如此。无论是政治之下还是金钱之下的人性，从来没有过她自由庄严的时候。
　　
　　从无数跳楼的“秀场”就可以看出，多少人翘首以待自杀者落地开花？多少人轻蔑、诅咒自杀者的犹豫退缩？多少人在催促、喝彩？而最新的“救法”是助其一臂之力将他推下。据说，他竟还是一个“老好人”。
　　
　　村官的大面积贿选现象表明了中国最基础的民主与道德的沦丧。贿选的钱一定会在日后的行政中加倍捞回，就像最地道的商人所为。
　　
　　我恍惚觉得，现在中国所谓的“好人”只是没有得到做恶资格与条件的人。你叫他做官（也不要很大），叫他乍富（也不要很多）试试看？他甚至就会去调戏、奸污一个修脚女工，或用钱抽打别人的脸，以引起别人的“尊重”。这样的事从来不是孤立偶然的，如果它不是每天都在发生，那么就是每24小时都在发生——他们早已走向了人的反面，而非什么党、什么制度的反面。
　　
　　当人作为被奴役的工具或是被残害的工具，当金钱与权力被赋予了作恶的条件，就会编织出类似邓贵大以及背后的整个关系网，就会出现类似邓玉娇这样的受害者。在没有公理的地方生不出公理，它只能生出私利集团、贪官黑官与受害者。中国这样的“死角”还多，其间不出三者之外。
　　
　　我觉得，中国人的劣根性早已不再是阿Q精神，因为所谓阿Q精神里毕竟还有些许的聪明与懦弱的善意。现在中国人的骨子里满是“阿瞒精神＋阿娇精神”，完全彰显出本性的贪婪与虚伪。一旦他们握有权力，得到机会，就会将这权力与机会推向坏的极限。
　　
　　有人说，一个国家有两种人不能坏心：一个是医生，一个是教师。我想那是说给什么外国的，现在中国这两种人心早已坏了。医生的坏是从红包开始，教师的坏是从“教育产业化”开始。我们甚至可以原谅那些剽窃的教授，冒名顶替的学生，因为他们的坏只是个人，伤害的也只是个人。更多被伤害的，或许还有？救救孩子。
　　
　　还有一种不该坏却早已坏烂的人心，就是官员。资讯的发达使我们随时看到这样的坏人烂人出现消失，仿佛无休无止，见怪不怪。
　　
　　这是中国文革恶种的一种新的变异，它由中国人起，也只针对中国人。在外，我们永远不称霸，永远做老二；在内，我们永远无所不用其极。毒牛奶，毒大米，毒韭菜，毒海蛰，毒酒，毒鱼，毒鸭蛋……？试问，当只有毒药无毒时，你拿什么充大？虽然传统文化中从来都有“无毒不丈夫”的古训，但毕竟真正的老大不只是毒，毒，毒。还有道。所谓盗亦有道，即便是这样的“道”，也胜过所有狗仗人势的贵大之流，或者狗因人绝的黑河故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