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注意我的口型

看司马平邦的博客是一种消遣，看完总能使人开怀一笑，有时他比幽默好使。
　　
　　我原本不怎么好写博客，以为自己的东西蠢拙，拿不出手。但自从看了他的文字，知道他还是博客中国的副总编，我的胆子就大了起来，一直写到现在。司马平邦是个好人，总能热心帮助我们这些时常自我怀疑的人。每当这时，他都会亲切地说：别愁，天塌了有爱因斯坦顶着，地陷了有我司马平邦垫着。
　　
　　好人。他最可爱的地方就是从来不知道发个愁。
　　
　　看了他的博文《为什么红太阳能升起于新加坡不能升起于北京》，感觉确实是在春晚相声之上。这是一个捧逗节目，表演者是他和一个什么“一清先生”。
　　
　　他们说的是一出戏，叫《韶山升起红太阳》。这出戏在韶山“升起”来了，后来去了新加坡，也算“升起”来了，惟独在北京没有。司马平邦于是大发感慨，说“北京是妖人遍地的地方，是被美国人册封的‘公共知识分子’掌控的地方”，“哪容圣贤驻足”云云。
　　
　　有道理，就是不知道道理在哪儿。这正是司马平邦的一个特点，榔头棍子，哼哼哈唏。
　　
　　司马平邦说在韶山的时候就看过这戏，而且还对着几个“毛泽东”高喊“万岁”来着，一直喊，喊得很“动情”，很“朦胧”，很“享受”。最妙的是他还看见了几个著名“右派”在场，如杨恒均五岳散人等。他看到他们当时也“动嘴了”，可惜司马平邦不会读唇语，不知道他们是否也喊了“万岁”，只好成为“疑案”。
　　
　　我读唇语倒还在行，这功夫是中国球员培训出来的。起初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喊什么，不是三个字就是两个字，后来从慢镜头中看得就很清楚了。
　　
　　最近几篇我说到了左派右派。大概诸位可以看出我对中国的某些左派右派并无好感，比如司马平邦吴祚来等。并不是我站在什么“中间派”或者“逍遥派”的立场，更准确地说我是站在一个人的立场，或者说站在每个人应该有的“一个人”的立场。孔老二的“知之为知之”固然无聊，但他的“君子群而不党”还有点意思。
　　
　　以我个人的看法，司马平邦这类左派（或“新左派”）最好辨认。仿佛过马路，大凡雄赳赳气哼哼的就是他们，以前人们常说“SB青年过马路”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吴祚来则喜欢彳亍独行，仿佛一只穿过马路的鸡。“鸡为什么要过马路”曾在中国引起了一股思辨之潮，通过吴祚来我明白了：这是一只总要表示自己很有鹰的思想的鸡。但鸡总是鸡。
　　
　　我对SB青年与鸡的生活都不怎么了解，我只了解一些平凡人的生活，有一些平凡人的观点。我所有的出发点是人，而非“派”，所以有时不免左右不能逢源。
　　
　　什么是人的观点？也就是基于常识的观点，而不是基于某党某派，或者某个广告主。问题是现在基于常识的观点太少，非人的、我称为“天才”或者“天才知道”的观点太多。比较两者，我以为左派身上类似的气味显得更重一些，他们走到哪里都不免带着“五毛”的体臭。
　　
　　司马平邦说北京是妖人遍地的地方，实际上也是白痴遍地的地方。毛泽东把尸体留在了这里，一些白痴要他再走动起来，很像痴人说梦。有些人死了，制成了木乃伊，关于尸体的印象就会加深，整个的人也就彻底死了。这是一个辩证法，毛泽东最喜欢辩证法，只是最喜欢放到别人身上。
　　
　　其实没有人会刻意拒绝毛泽东，毕竟已是死人，搞不出什么名堂。关键是有些人想利用毛泽东来干扰或控制活人的生活，这才是遭人反感的。有些人不希望毛泽东安息，时常要将他拉出来切下几片，喝上几口。我称这些人为“恋尸癖”、“盗墓贼”，也是基于常识。
　　
　　司马平邦说北京是由美国人册封的“公共知识分子”掌控的地方，我虽然不知道他是用什么眼看到的，但我觉得这样总比由“新左派”册封的“公共厕所分子”掌控要好许多。
　　
　　关于《韶山升起红太阳》为什么不能在北京“升起”，我想答案也很简单，远没有司马平邦想得那么复杂筋斗——他通常如此，特别善于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，或者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，简单到脑子里总是“一口粘痰”的地步。
　　
　　原因就是《韶山升起红太阳》这样的东西在国家大剧院里上演不会有人买票，卖不出票剧院就要受损。不能靠别人的损失来满足你的意淫，对不？
　　
　　这样的东西在其他剧院演个专场，受受“教育”还行，但也需要上级或单位组织集体观看。若是个人掏钱买票，就是司马平邦也未必乐意。他说一年来在国家大剧院看了许多话剧演出之类，我想一定不是他自己掏钱买票。这就是“五毛党”的特点，五毛五毛多了，集腋成裘，终于也就凑出了一张门票。这也是基于常识。
　　
　　我还相信，《韶山升起红太阳》这样的东西不会在中国找到企业或个人赞助，但在新加坡就不同了，新加坡人没见过毛泽东，活的死的都没见过，而且几年前还有过“封杀”，这样一来就很新鲜，也就有了市场。
　　
　　我相信那里的演出很成功，新加坡观众的素质很高，不仅“热烈鼓掌”，而且“鸦雀无声”，看到某些“情感戏”甚至还会流泪。一个主要原因是新加坡观众并不了解毛泽东，就比如这一场“板仓话别”吧，杨开慧说：“润之，岳麓山的枫叶该红了吧。明天，让我们去采摘一束山风，收藏一季秋色吧……”，毛泽东兴奋地回应：“明天……”，但他突然想到什么，“明天，明天我就要走了……”。这不是杨开慧和毛泽东，这是郑惠玉与李南星，新加坡人当然喜欢。但这样浅显的东西骗不了我们，这不是革命的浪漫主义，这是革命的“浪费主义”。
　　
　　还有一点，因为不能升起“红太阳”，就说国家大剧院像“一口粘痰”，左派们这样恼羞成怒的习惯不好。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迁怒于建筑，她又没有惹毛你。对这类人物，我很想请他们注意我的口型。